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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高校

李家俊深切缅怀中国高等教育探索者吴詠诗先生

时间:2016年05月06日 信息来源:天津大学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深切缅怀中国高等教育探索者吴詠诗先生 
天津大学校长 李家俊 


  4月23日清晨,天津大学老校长吴詠诗先生因病与世长辞,终年89岁。之后的几日内,天大校园沉浸在悲痛之中。师生校友纷纷来到设在校史博物馆的灵堂悼念这位令人尊敬的教育家、掌校人。世界各地的校友也通过电报、电话、电子邮件和微信等多种形式表达对老校长的怀念与崇敬心情。 
  22日凌晨,老校长突发疾病送到医院救治。当天上午我赶到医院探望时,他说话已经比较困难了,只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没想到,这竟然是一次永别。哲人永逝,音容宛在。就在去年暑假前,我拿到了《吴詠诗传略》一书审校稿。这是2015年3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织启动的第三批“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传略”课题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在审稿的过程中,过去对老校长的点滴形象逐渐丰满,一位痴心教育、胸怀家国、引领发展的教育前辈映入眼帘。当老校长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向我们告别的时候,仅以此文表达我对老校长的景仰之情,重现老校长不平凡的教育人生。 
 
  爱国情操实际是个人求生存、求发展思想的升华。——吴詠诗 
 
  老校长的父亲吴本蕃先生是我国知名的纺织机械专家,曾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日本侵华战争让吴本蕃坚定了走“工业救国”的道路,也对从小酷爱文学、博览群书的老校长产生了重要影响。高中毕业后,老校长毅然放弃了自己对文艺上的追求,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和信念报考了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 
  大学期间,老校长不仅成绩出色,而且思想进步,当选为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电工学会(当时电机工程系的系学生会)的主席,并加入了进步学生社团“新诗社”,成为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重要参与者,逐步成长为有民族担当、思想成熟的进步青年。他参加了反对南迁的护校运动,与进步师生一同迎来了天津的解放。 
  解放后,老校长当选为南开大学第一届理工学院(南院)学生会主席。1949年4月,他被吸收参加“民主青年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1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解放后南开大学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8月毕业后,老校长留在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任教。 
  1952年9月,根据院系调整的要求,老校长所在的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调入了天津大学。从此,他的人生就与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83年,我在天津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刚刚1年。在一次机械系教师会上,我有幸聆听了当时已是主管教学工作的吴詠诗副校长的讲话。我印象最深的是老校长说了3句话。“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老校长引用王国维先生关于做学问的三个境界,告诫青年教师静下心来做好学问,教书育人,而他自己也用教学科研实践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他的学生都说他是天津大学讲课最好的一位教师,堪称是北洋大学时期治学严谨的茅以升教授讲授《桥梁工程》课的再现。 
  刚进入天津大学,由于学生认为年轻教师经验少,一开始老校长的课基本无人来听。他没有气馁,便先去听老教授的课,然后晚上到学生宿舍去解答问题,了解学生对课程内容的需求,并有针对性地调整授课内容。学生们渐渐发现,上老校长的课可以解决他们在习题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听他讲课的学生越来越多,后来,指导他的老教授也来到他的课堂上一探究竟。 
  “电磁场和微波技术”是一门非常难讲和难学的课程,被公认为抽象深奥、晦涩难懂。但听过吴先生主讲这门课的学生则有迥然不同的感受。曾担任天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的戴居丰回忆:“在他的引领之下,学生们轻松而愉快地遨游于神奇的时变电磁场之魔幻世界,顿觉兴趣盎然、茅塞顿开,他们破解奥秘、增长知识,听课变成了一种享受。”日后成为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的张顺颐评价道:“他将原本极难的课程化作通俗易懂的知识,配以形象的比喻和数学的思维,使得听课者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真令人佩服之至。” 
  在科研方面,老校长长期致力于微波固态电路理论与机助设计方法的研究,为微波技术在我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85年6月,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国际电路与系统学术讨论会上,老校长用流利的英语宣读了他的科学论文——《幅相实频技术》。当讲演结束时,分组会主席、原联邦德国慕尼黑大学萨尔教授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您做了一项杰出的工作。”老校长还主编了《电子工程师手册》。这是我国学者在该领域内创编的第一部手册,是一部重要的工具书。 
  老校长把自己对国家的爱融入到人生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是作为学生、教师还是学者,他都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用出色的表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我没有自己的选择,一生都是服从组织的安排。——吴詠诗 
 
  天津市有两所国家重点大学――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中,当时的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合并定名天津大学,并迁址到南开区卫津路,与南开大学毗邻。 
  根据教育部的安排,南开大学的工学院调入天津大学。“当时系里发完通知,我把几件衣服一收拾,拎着小包就过来了。”老校长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把服从组织安排作为自己人生发展的必然选择。 
  老校长当时并不知道,随天津大学物理系调整到南开大学的学生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母国光。1986年,他们两人分别被任命为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校长。此后,两位老校长还先后担任过天津市科协主席。两位老校长在世时,我多次前去请教,聆听教诲。他们的经历,也反映了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世纪情缘,成为高等教育界的一段佳话。 
  吴詠诗是从教学第一线成长起来的校长。他曾在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及后来的电子工程系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副系主任,是一位出色的教学科研人才。在学校内部的专业科系调整过程中,对于组织的分配,他都毫无保留地接受。1980年8月,邓小平提出了逐步实现各级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1983年,由于教学成果突出,55岁的吴詠诗担任了天津大学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并于次年兼任研究生院院长。从副系主任一步跨越为副校长,他的工作重心开始向教学管理方向转移。天大可能失去了一位颇具潜质的优秀学者,却得到了一位贡献卓著、受人爱戴的教育家。 
  其实,早在1981 ~ 1982年老校长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教育工作者的敏锐,他就已经开始关注美国的教育体制,并将美国的高等教育和我国的高等教育情况进行对比研究。1982年,他赴原联邦德国考察工科大学的教育,进一步开拓了眼界。 
  在对高等工程教育领域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派和以苏德为代表的大陆派体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老校长对我国高等教育的长处和不足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这些思想奠定了天津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思路,对天津大学此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1984年,时任天津大学党委书记的杨辉同志看了老校长写的一篇关于教学改革的文章,非常高兴,说“天大真有人才”。针对当时学校教学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专业口径偏窄、所培养的学生知识面偏窄、知识结构不合理、动手能力弱、独立工作能力不强的问题,老校长积极贯彻天津大学“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双严”方针,提出了一整套提高教学质量的举措。1985年开始,在老校长的推动下,天大拟订了实行学分制的教学计划和一系列规章制度,迈出了培养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综合型人才的第一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10余年间,是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时期,是我国经济迅速高涨的时期,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时期。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提出了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与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办学结构,建设重点学科,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等一系列要求。1986年,吴詠诗开始担任天津大学校长。他说,“历史在这个变革的年代把我推上了高校负责人的舞台,使我担当起了原不曾梦想过会担当的职责。” 
  老校长适应时代的要求,落实国家的战略部署,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对高等教育事业的要求入手,结合高校具体实际考虑学校的改革发展方向和实施步骤,创造性地开展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求,走出了一条具有天津大学办学特色的改革发展之路,并形成了具有鲜明自身特点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 
  他在《“七五”期间我校的发展设想》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将天津大学办成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现代化大学”,这一办学思想被列入学校发展“七五”规划,确定为天津大学的发展方向。他紧跟时代脉搏,以“兴学强国”为己任,在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办学理念。 
  他努力探索我国高等工业院校之培养目标,提出要“培养中国式的工程师”的办学理念和培养路径;他提出“以创造能力为核心”的新型人才观,主张“改革教学,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在他的领导下,天津大学确立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国际化”的办学思想;他从战略高度把握和教育管理实践中坚持本科教育的主体和基础地位,深入思考本科教育工作面临的挑战与改革;他积极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探索我国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突出研究生创造能力的培养;他对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进行了战略思考,组织制定实施综合培养方案,将加强德育、综合培养的思想落实在教育实践中;他提倡“严”“活”统一的教育管理思想并付诸实践,把“实事求是”的校训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校风传统与激发“教学相长”的内在积极性和创造性协调统一起来;他高度重视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营造尊重教师、依靠教师的工作氛围,积极争取国外留学人员,大胆选拔、培养和使用一代新人;他反复强调教育教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在勇敢地担负起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历史任务的同时,努力实现“大学校长应该是个教育家”的追求;他积极推动以人事制度改革为先导的校内管理体制改革,在深化高校综合改革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他强调高等教育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体现了他从国家战略高度对高等教育肩负的历史责任的深刻思考;他是在中国发展到新时期倡导“终生学习”思想的第一人,提出“不能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一次性的完成教育,而应该看作是人们终生学习长河中的一个阶段”。 
  我的前任,现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认为,老校长在贯彻“双严”方针中提倡教学优先,以及他提出的“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国际化”的办学思想“对天津大学乃至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居功至伟。” 
老校长在没有“选择”的人生道路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为我辈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重视教育不能是一句空话,必须扎扎实实地办实事。――吴詠诗 
 
  1993年,从天津大学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吴詠诗并没有停止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思考。1998-2002年,老校长受邀担任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的首届主任委员,主持了教育部对高等学校的本科教学评估工作,对有关方针、政策、规章、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教学工作评估方案也进行了研究和修订,为教育部决策提供了建议和咨询。他于2002年发表了《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面临的挑战与改革》的文章,对21世纪深化本科教学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他关注我国高等学校的健康发展,尤其是重点理工科大学如何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高水平大学。他于2000年8月在中山大学召开的“高等教育发展研讨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国际化——关于建设国内外知名高水平大学的若干思考》,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一批重点大学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国际化”作为学校的指导思想和办学方针。 
2011年初,我回到阔别12年的母校担任校长。千头万绪,工作从何抓起?我第一时间拜访了老校长。他给我分析了学校的情况,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国际化”的办学思想提出至今,对天大来说,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综合性”。廖廖数语,如醍醐灌顶,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重点工作抓手应该在哪里。此后几年内,我多次就学科布局调整,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发展和理工融合,人事制度改革和教师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等重大问题请教老校长,每每获益良多。 
  老校长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届、第八届代表,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一届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主席,第五届名誉主席,中国电子学会会士与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二届、第三届常务理事。 
  他在人大的提案几乎件件关系教育。从三次领衔提出尽快制定教育法,到将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列入全国首批“211工程”院校的议案;从对“用钱买分”以及“议价生”的摒弃,再到基于学校实际情况的“通货膨胀”的调查,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切实加强监督力度;从针对我国当时科研成果相当一部分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现状,到大胆地提出成立科技开发投资公司的建议等等,老校长以极具感染力的语气和立意明确、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的发言,成为每次人大会上新闻媒体追踪采访的热门人物。在吴先生的心中,重视教育不能是一句空话,必须扎扎实实地办实事。为此他不断努力,捍卫教育的权益,体现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一片忠诚。 
  他常说:“教师爱的不是自己的子女而是他人的子女。爱他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能够推动社会的前进。这的确是一种更为广博,更为深化的母爱,要成为教育家,就应该有这样的感情。” 
  2006年,我当时已离开学校,担任天津市科委主任。我在天大担任辅导员时带过的机械系1982级同学回学校参加毕业20周年庆祝活动。老校长应邀到会并给学生们题词:“继承母校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续写祖国科学发展的瑰丽篇章”。从中,我看到了老校长对一代代青年学子的殷切期望和博爱胸怀。 
  “个人利益淡如水,人民利益高于天”。这是天津大学师生员工对吴先生的最高评价,也是对共和国教育家吴詠诗人生境界的最好诠释。 
  老校长已驾鹤西去。从此天大少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而天堂则多了一位心系家国的教育家。 
  老校长,走好!

(作者:佚名 编辑: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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